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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VB知名主持人陈贝儿：拍纪录片《无穷之路》切身感受“中国奇迹”******

　　中新网广州11月13日电题：TVB知名主持人陈贝儿：拍纪录片《无穷之路》切身感受“中国奇迹”

　　中新网记者王坚

　　“我真的很开心得到《无穷之路》与《无穷之路2：无价之保》的拍摄机会，这份工作让我一路上透过采访不同人物的故事，了解我们美丽的祖国与美丽的时代。”纪录片《无穷之路》主创、来自香港TVB的知名主持人陈贝儿在担任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(下称“金鹰节”)颁奖嘉宾后，于近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，分享了她与同事拍摄《无穷之路》系列纪录片的感受与故事。

　　《无穷之路》是一部反映中国历经8年实现近1亿贫困人口脱贫的纪录片，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喜欢，在中国知名影评平台豆瓣拥有高达9.5分(满分10分)的评分。该纪录片共12集，对易地搬迁、产业扶贫、旅游扶贫、基建扶贫等12个不同的精准扶贫方案背后的故事进行拍摄，创作团队的脚步踏过云贵高原，爬上川藏高原等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，横跨全国6个省份、10个曾经深度贫困的地区，用镜头记录下中国的脱贫之路。

在拍摄《无穷之路2：无价之保》的陈贝儿(图中左二)(资料图) 陈贝儿供图

　　“我看到我们国家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全面胜利后，民众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村民朋友们脸上现在都是自信的笑容，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。这真的让我非常感动，下决心把我们的‘中国奇迹’拍出来，并翻译成英文传播给海外的观众。”陈贝儿说。

　　《无穷之路》不仅受观众好评，还斩获多项大奖。据统计，该纪录片先后入选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2021年度优秀海外传播作品、“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”大奖等；陈贝儿个人更凭借深入实地取材的精神，当选央视“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”，以及荣获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1的“最佳女主持”。

　　日前，陈贝儿在长沙首次参加金鹰节。恰逢金鹰节时隔六年颁发多年未颁的主持人奖，陈贝儿代表香港主持人上台担任颁奖嘉宾。她表示，《无穷之路》不仅在内地有口皆碑，在香港也广受欢迎，通过节目把祖国的发展情况带给了港澳民众。

在拍摄《无穷之路2：无价之保》的陈贝儿(图中右一)(资料图) 陈贝儿供图

　　陈贝儿认为，过去的港澳同胞在扶贫方面也很有意愿与爱心，该纪录片在香港的热播也是对扶贫概念的深入传播。

　　在《无穷之路》广受好评后，围绕可持续发展理念展开的《无穷之路2：无价之保》也于今年推出。该片中，陈贝儿继续带领团队采访了许多绿水青山守护者，向他们致敬，也表达着祖国走上一条“无穷之路”，让民众奔向更美好的生活。

　　“这次参加金鹰节给我带来了许多新灵感。”陈贝儿表示，祖国还有很多关于发展的故事可以讲述，《无穷之路3》也在紧张有序的筹备之中。

　　除了关注祖国的发展，陈贝儿也十分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里港澳青年逐梦的故事。“这些年轻人的追梦故事也十分振奋人心。”她说。

　　“我看到很多香港青年都能够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比如有好几位农林领域的香港青年，原本受限于香港的土地资源较紧张，去到广东江门后获得当地政府支持，开展了种茶、鱼菜共生等现代农业技术研究，并发展出相关产业，这真的很了不起。”陈贝儿表示，大湾区各个城市被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等发达的交通连接起来，是非常好的追梦平台，她十分希望港澳青年能多去大湾区中的内地城市看看。

　　除了鼓励港澳青年勇敢追梦，陈贝儿更是鼓励想要奉献爱心的港澳青年，在业余时间分享自己的知识。“大家除了在内地发展事业，其实可以在教育方面做一些义工，把自己的所学更好地传递给内地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。”陈贝儿说。(完)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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